王近山这个名字在提到抗美援朝时，往往不如秦基伟和李德生那样响亮，但他却是刘伯承盛赞的“二野朱可夫”。作为三兵团的代司令员，他曾在这一时期任职，但始终未能摆脱“代”字的标签。一次关键战役的失败，使他从此难以翻身，刘帅提起他也不禁感到惋惜。1951年3月，王近山带领三兵团进入朝鲜。在当时志愿军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中，他以副司令员的身份暂时代任司令，指挥着包括12军、15军及60军的三大主力。然而，60军在这次战役中却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其核心180师在入朝前因为编制调整，埋下了隐患。
随着战斗进入第二阶段，总部将战斗重心转向东线，直接将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，39军则补充到三兵团，这样的安排看似兵力不减，实际上却打乱了三兵团的作战节奏。更为严峻的状况是，60军的179师和181师被抽调为机动兵力，留给韦杰军长的，只有一个180师。当北撤命令下达后，连连的变故接踵而至，志司命令39军提前撤退，三兵团又让15军先行，结果留下了一大块空档没有部队填补。尽管原本有39军可以接替，但人家提前走了，这就给敌军留下了可乘之机。转移过程中，电台被炸，通信失联，180师孤立在战场上，最后惨重的损失让人心痛，11000多的士兵中，仅有4000多人突围，3000多人伤亡失踪，还有2000多人被俘，是志愿军从入朝以来损失最大的战斗。
对这次战役的复盘显示，三兵团的部署存有明显漏洞，转移安排更是失策，60军只会死板执行上级命令，加之180师自己的指挥失误，导致这场惨败。责任并不完全在某一人身上，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，但最终的压力却全部落在了王近山的肩上。他并没有推卸责任，回国后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，与毛主席的见面中，他诚实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，自责承担了所有责任。
刘帅、邓小平等老领导都曾对他表示关心，希望他吸取教训，但有一点无法言明，那就是他的仕途已经无法回到从前的轨道上。至1952年秋，王近山仍在朝鲜担任三兵团代司令员，而“代”的头衔始终未能去掉。在这之后，秋季战术反击的计划中，由于340团的文化教员叛变，王近山必须做出选择，是撤回还是继续进攻。尽管局面复杂，王近山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攻击，经过九天艰苦的战斗，虽然中方歼敌9600多，但最终未能拿下白马山，这又成了他仕途上的一个沉重包袱。
上甘岭战役又是一个承载着争议的崭新挑战。王近山与秦基伟在战术上有过分歧，王近山原本计划攻打391高地，而秦基伟认为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先攻上佳山更为稳妥。最终在秦的坚持下，上佳山顺利夺取，但王近山的方案两次遭到质疑，这让他备感挫折。在上甘岭战役中，王近山应急调动12军副军长李德生协助，定下补兵消耗敌人锐气的策略，最终这一方针被实战证明是有效的，但王近山的贡献却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。
朝鲜停战后，他回国后担任了多个军区副司令员，并在公安部担任副部长。尽管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许多人还是觉得他有资格担任上将职务，但战役中的失利让他与军职的进一步升迁失去机会，反而是一些曾在他之上的将领接连晋升。王近山的名字似乎在荣耀与遗憾中交替，那个“代”字成为了他整个人生的桎梏。刘帅一直都很看重王近山，解放战争时，他被赋予重任，倍受赞誉。然而在抗美援朝期间，刘帅已远离前线，尽管心系王近山，却也力不从心。王近山明确表态愿意接受教训，努力站起来，但他心中清楚，重新崛起已是奢望。
